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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禮正義 全7冊 十三經清人注疏 2013
    周禮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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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禮正義》共七冊,由中華書局2013年出版完成,作者為清代學者孫詒讓。GIR萬圣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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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禮正義》是孫詒讓一生用力最久最深的著作。據學者考證,他自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著手此書,編作長編,數易其稿,到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才最后寫定,歷時共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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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詒讓(1848-1908),字仲容,一作仲頌,號籀庼,別署荀羕,浙江瑞安人。晚清著名學者和古文辭家孫衣言之子。與黃以周、俞曲園合稱“清末三先生”。孫詒讓學問體大思精,著作除《周禮正義》外,還有《墨子間詁》、《契文舉例》、《溫州經籍志》等30多部,為晚清時期的經學大師、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被稱為經學一代宗師、樸學大師。
    孫氏致力此書,與他的政教思想有關,這只要看書的自序,以及他另外撰寫的《周禮政要》,就可明白,評論者認為《正義》僅為考據學,并不合于孫氏本意。不過從今天看來,《正義》的成就確在于《周禮》的整理考訂。實際作為清代經學主流的所謂漢學,從來便是主張通過考據經義而求得圣賢治平之道,結果其成績歸宿在文獻整理,違反了當時學者的初衷,孫詒讓正是這一點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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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經清人注疏:周禮正義(套裝共7冊)》講述清代學者們經學方面的研究成就,在我國學術史上占有十分顯著的地位。他們有關經學的著作,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遠勝過以往的朝代。引人注目的是,十三經中除禮記外,清人給其他十幾部經書分別做了新的疏解,學術水平超出了唐宋舊疏。其中孫論讓撰寫的周禮正義,被公認為是做得最好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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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學者們經學方面的研究成就,在我國學術史上占有十分顯著的地位。他們有關經學的著作,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遠勝過以往的朝代。引人注目的是,十三經中除禮記外,清人給其他十幾部經書分別做了新的疏解,學術水平超出了唐宋舊疏。其中孫論讓撰寫的周禮正義,被公認為是做得最好的一種。
      周禮正義共有四種本子。第一種是乙巳本,郎一九○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出版的孫氏家藏鉛鑄版初印本,共二十冊。第二種是楚學社本,郎一九三一年湖北笛湖精舍的木刻本,我們簡稱它為楚本,共六十冊。第三種是一九三六年上海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排印的本子,共二十八冊。第四種是一九三三年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排印的本子,共二十四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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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禮正義》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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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禮正義 第1冊 天官 卷一-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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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禮正義 第2冊 地官 卷一七-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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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禮正義 第3冊 春官 卷三二-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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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禮正義 第4冊 春官 卷四二-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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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禮正義 第5冊 夏官 卷五四-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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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禮正義 第6冊 秋官 卷六五-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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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禮正義 第7冊 冬官 卷七四-八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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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周禮正義敘
    周禮正義略例十二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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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官冢宰(卷一)
    敘官
    大宰(卷二——四)
    小宰(卷五)
    宰夫(卷六)
    宮正
    宮伯(卷七)
    膳夫
    庖人
    內饔(卷八)
    外饔
    亨人
    甸師
    獸人
    敵人
    鼈人
    臘人
    醫師(卷九)
    食醫
    疾醫
    瘍醫
    獸醫
    酒正
    酒人(卷十)
    漿人
    凌人
    篷人
    醢人
    醯人(卷十一)
    鹽人
    冪人
    宮人
    掌舍
    幕人
    掌次
    大府
    玉府(卷十二)
    內府
    外府
    司會
    司書
    職內
    職歲
    職幣
    司裘(卷十三) 
    掌皮
    內宰
    內小臣(卷十B)
    閽 人
    寺人
    內豎
    九嬪
    世婦
    女御
    女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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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人注經的殿軍制作。梁任公曾說因為只有孫仲容相信周官為周公所做,所以才會花三十多年注此經。陳寅恪亦贊此書。注疏極多極精。我對于名物訓詁實在沒興趣,所以只是讀原文,選讀注疏,通其政教大意而已。對于孫仲容花了大量精力梳理的“官聯”之以,似乎領悟甚淺,留待重讀時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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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官》(周禮)為戰國智識分子為大一統的王朝“理想國”進行制度設計之書,其中所記制度雖非歷史事實,卻是“心靈的事實”,反映了戰國時期華夏智識分子真實的政治想象,故雖不可將《周官》所記徑看作歷史,卻不妨視其為一份真實可貴的思想史史料,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戰國時期智識分子對于政治、社會、宗教、文化的理解和觀念,而透過這種天馬行空、坐而論道的“心中波瀾”,卻也不難窺見當時的天下大勢或歷史波瀾。
    《周官》對于先秦思想史的價值,可以與柏拉圖的《理想國》對于古典希臘思想史的價值相比,《理想國》也是柏拉圖的制度設計之書,其中所記絕非雅典城邦制度的現實情狀,但透過《理想國》的政治理想和制度設計,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希臘城邦時代的“心靈真實”,也可透過這種心靈的透鏡,窺見當時希臘城邦的歷史的真實。
      
    《周官》記天、地、春、夏、秋、冬三百六十官,各官府下屬中多有“史”官一名或數名,如: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連為后宮殺豬宰羊提供肉食的屠夫(庖人)都下隸四位史官,可見“史”在周官設計中的重要作用。 
    “史”主記事,其職責相當于現在的秘書,《周官》各官皆有史,就相當于現在各部門皆設有秘書一樣,由此可見書寫文明在戰國時代政治文明和制度想象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說,《周官》所規劃設計的一整座王朝政治大廈,都是建立在刀筆吏的基礎上的。
    這種建基于書寫的政治想象到了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秦朝之后就變成了現實,史載始皇批閱天下郡國所上文書,日以繼夜,廢寢忘食,以至于“以衡石量書”(公文多到讀不過來,皇帝只好用秤按斤論兩衡量所上公文是否達到要求)。中國書寫文明之發達以及口頭傳統之衰落,正與專制王朝制度的建立密不可分。——相應地,希臘城邦民主政體的一種重要制度是演說和辯論,因此希臘的口頭文明發達,演說、游吟詩人、戲劇演出等活動十分活躍,荷馬史詩或即賴此而得以流傳,由此并且引出了邏輯學、修辭學、詩學等探討辯論、演說、史詩和戲劇諸城邦政治技藝的專門學問。希臘人的政治想象和制度設計與演說術以及口頭表達息息相關,亞里士多德就說:一個城邦的大小規模,以其市民聚集于一個廣場上而能都能聽清楚演說人的話為宜。城邦的規模是由聲言傳播的廣度決定的。而秦朝那樣的“天下平、四海一”的偉大帝國之所以可能,則與書寫文明的發達、文字的同一、文書的流通(馳道和驛站)密不可分。能寫會畫的史官因此就成為支撐這個龐大帝國正常運轉的一個個齒輪,此種情況,至今不變。時下中國的官僚體制,可以沒有部長、司長們,但不能沒有秘書和會計們,部長和司長們往往只是廟里的泥菩薩,而秘書和會計們卻是保障一座廟香火常燃不熄的方丈和主持。
    刀筆吏主持的政治只見死文字和官樣文章,這樣的政治,你別指望他會產生出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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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直到春秋時期的諸侯國家還不大,那時所謂“國”,也就是一座城,規模大概相當于現在的一座縣城吧,城中居民即國人,他們是諸侯國的市民,城中有市民議事的地方,如鄭國人的“議于鄉校”,鄉校大概相當于西方城市的市政廣場吧,而那時的諸侯國君有重大的舉動,也會在廣場上公開向國人咨詢,《周官》大司徒之職云: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鄉大夫之職云:大詢于眾庶,則各率其鄉之眾寡而致于朝。可見《周官》的作者還保存著這種聚民議事、民眾參政議政的原始民主制度的記憶。相應地,口頭傳統在春秋時期還保存其傳統的勢力,這從《左傳》、《國語》常常提到的瞽史之官即可見一斑,實際上,《國語》就是一部源自口頭傳統的歷史故事集,而《左傳》中的口頭傳統遺風也清晰可辨,當時的卿大夫議論辯駁,經常引用作為論據的就是《詩經》中的詩句。瞽史即熟記國家掌故和先王教訓的瞎子歌手,也就是中國的荷馬。周代的分封制度,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跟希臘的城邦制度相比擬,一部《左傳》,其實也就是中國古代最后一個城邦時代的編年史。看看《左傳》和《國語》中那些人物理智之純粹、見識之通達、德行之高邁、議論之清明、舉止之果敢,再看看秦漢之后中國知識分子的狗茍蠅營、猥瑣卑微,不能不說,中國人心靈史上一個最好的時代隨著春秋時代的結束,永遠一去不復返了。看看《左傳》和《國語》中那些人物理智之純粹、見識之通達、德行之高邁、議論之清明、舉止之果敢,再看看秦漢之后中國知識分子的狗茍蠅營、猥瑣卑微,不能不說,中國人心靈史上一個最好的時代隨著春秋時代的結束,永遠一去不復返了。那也是華夏世界青銅時代的結束,從此華夏世界就進入了一個漫長的永無盡期的黑鐵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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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動一下: 楊寬《西周史》“《周禮》按天地四時分設六卿,分掌六典,以天官冢宰為六卿之首而執政,顯然出于儒家的理想安排,這是經過儒家思想改造的理想政典。但是其中也還記載著真實的西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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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歪個樓: 周禮里的名物我弄不大明白,近讀錢玄《三禮名物通釋》, 
    講的頭頭是道。周禮里的這些名物是否可信,抑或是儒生杜撰?正如六谷、五谷、九谷分別所指的是什么,多有歧說,讓人不知宗何為是。。。 
    我是初學,問個膚淺問題,這個問題總是縈繞心頭,子老師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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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禮正義》讀了七冊,這部書涉及到很多方面,須細讀方有味。讀考工記那部分時,便參考了阮元的《車制圖考》、程瑤田的《考工創物小記》等書才讀下來。不過這樣讀起來很慢,我讀了一年,也才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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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周禮正義》應當是十星,對孫詒讓先生五體投地,服得不能再服了!再拜稽首,叩頭,要是你收我作徒弟多好啊。沒這福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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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周禮正義》是恢復人類理性和情感(就是道義)最重要的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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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凡是使用西洋所謂的哲學方法都是錯誤的。都是不符合作者的初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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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什麼瞭解歷史都是錯誤的。這個書不是用來瞭解歷史的,而是作為未來我國政治的核心基礎的。是面向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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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初步擬以若干主題如:法制、宗教、信仰、醫學、政令、教化……等為單元,選讀《周禮》中相關職官。選課同學須輪流擔任引言,以專題討論方式進行。 這種讀書方法,是極端扯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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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傳統說的「周公致太平」之書,當然已不再可信;民初疑古學派所謂的劉歆遍偽群經的說法,也經不起嚴格的學術檢驗。現在比較可以接受的學界通說,《周禮》大致成書于戰國時代,固然是一部「烏托邦」式的理想建構,卻也反映了先秦歷史的繁復面貌。 這明顯是扯淡。疑古派是外國奸細,中國敵人,還提他,真是扯淡。 這本書就是周公至太平的書,懷疑這點,就如同懷疑中國有孝道一樣可笑和可恥。是敗家子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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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我讀這本書,花費了不少時間。線裝版不如此書清晰,我只好讀此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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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禮正義》86卷,是晚清卓越經學大師孫詒讓(1848—1908)的代表作。其重要版本,一是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的鉛印本——乙巳本,二是清宣統楚學社1931年湖北篴湖精舍遞刻本——楚本。1987年12月,中華書局出版《周禮正義》王文錦、陳玉霞點校本,列入《十三經清人注疏》。點校者經學功夫深湛,點校精當,堪稱古籍整理的典范。2015年11月,中華書局出版《周禮正義》汪少華點校本,作為許嘉璐主編、王云路李建國副主編《孫詒讓全集》的重要組成部分。將汪少華點校本與王文錦、陳玉霞點校本(以2013年第2版第4次印刷本為據,以下簡稱“王陳本”)相比較,可見前者改正標點、增補校記大約3000處,具有以下四大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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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補充了孫詒讓《周禮正義》批校本的數百處批校。這部孫校本,現藏臺灣師范大學圖書館。王更生先生1972年在《國文學報》創刊號發表《孫詒讓先生著述經眼錄》披露孫校本“有仲容手批墨校,蠅頭端楷,彌足珍貴,目睹手澤,如親芝宇也”。汪少華前往臺灣閱覽了這部孫校本,過錄了全部批語,采納到點校中。例如1750頁“此頒禽亦謂分予之群臣,卿大夫士也”,“卿”原訛“即”,孫校本改為“卿”,因為“群臣”不限于“大夫士”,還包括“卿”,即3331頁鄭玄所注“群臣,卿大夫士也”。又如4198頁“凡屋之中脊最高處謂之極,上覆以瓦謂之甍,下承以木謂之棟,三者上下相當”,“三者”指“極”、“甍”、“棟”,原訛“二者”,孫校本改正。再如357頁引段玉裁云:“凡二本字乖異而用一廢一,曰從。如蕭或為莤,鄭大夫從莤讀縮,杜則從蕭是也。鄭君從杜,蕭與茅為二,大夫、許君莤茅為一。”“鄭大夫”原作“鄭仲師”,與段玉裁《周禮漢讀考》原文一致。孫校本改作“鄭大夫”,有其理據:354頁鄭大夫云:“蕭字或為莤,莤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可見“從莤讀縮”的是“鄭大夫”。孫詒讓214頁引《后漢書·鄭興傳》“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建武六年,征為太中大夫”之后說“注凡引鄭大夫義,皆其遺說也”;15頁引《后漢書·鄭興傳》“興子眾,字仲師。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之后說“仲師作《周禮解詁》,與鄭大夫興為二鄭”,可見“鄭大夫”是鄭興,“鄭仲師”是鄭興之子鄭眾(鄭司農),可見段玉裁將“鄭大夫”誤作“鄭仲師”是父冠子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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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改正了王陳本的校對疏誤。王陳本《本書前言》自述“以乙巳本做底本,以楚本做工作本。用乙巳本和楚本逐字對校,先用鉛筆把楚本改成乙巳本,然后再進行點校”。把楚本改成乙巳本的過程,校對疏誤勢必不少,因為乙巳本印刷粗劣,模糊不清。其中乙巳本正確,因疏漏而誤從楚本,這就影響了點校質量。例如1231頁引《司刺》注“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與3425頁《司刺》注合,王陳本則從楚本將“若”訛作“者”誤屬上句(1022頁)。又如為了說明“昔夕古字通”,38頁說“王逸《楚辭章句》引《詩》云‘樂酒今昔’”,與《谷梁傳》“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管子》“旦昔從事”都是“以昔為夕”。王陳本從楚本“引”訛作“同”,遂致破句:“王逸《楚辭章句》同,《詩》云‘樂酒今昔’”(31頁),令人誤以為《楚辭章句》同《管子》或《谷梁傳》。也有乙巳本正確,因誤判而從楚本。例如《漢律》有“矯詔害”、“矯詔不害”,王念孫《讀書雜志·漢書第十·矯先帝詔害》指出“《漢書》凡言坐矯詔罪者,皆有害、不害之分。《史記》亦有之”,批評《義門讀書記》以“害”為衍文“蓋未考《漢律》也”。3517頁孫疏“如《漢律》所謂矯詔害者”即是引《漢律》。王陳本誤判而從楚本,將“矯詔害”改作“矯詔書”,出校(2920頁):“‘書’原訛‘害’,據楚本改。”新校本有糾正各本訛誤,例如646頁引《左傳·哀公十七年》“衛侯薨于北宮”,“薨”是“夢”之訛,衛侯未死,而是做夢,《左傳》下句“見人登昆吾之觀”可證,于是出校。還有改正王陳本排印錯訛,例如662頁“應門、雉門、皋門外,雖不為朝,而皆有廷……賈疏謂‘閽人掌中門……’,非也”,“應門雉門”、“閽人”排印訛作“應問難門”、“間人”(王陳本547頁)。新點校是以王陳本做工作本,再度核對乙巳本和楚本,就便于最大程度地糾正各種疏漏錯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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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改正了王陳本的標點錯誤。由于《周禮正義》涉獵廣、考證深,且是節引,文義理解難,標點錯誤在所難免。王陳本標點錯誤,一是敘述語誤為引文,例如220頁“彼注云:‘具所當共。’謂以所當共之事,戒所掌之官,警其廢闕”,王陳本誤將孫疏“謂以所當共之事,戒所掌之官,警其廢闕”作為所引注文,置于引號內(179頁)。二是引文誤為敘述語,例如245—246頁引《小宰》注“法謂其禮法也。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王陳本誤將“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作為孫疏置于引號外(199頁)。三是不當分而分,例如1310頁引《方言》:“揄鋪、?8?1?8?0、帗縷、葉輸,毳也。”《方言》卷二接著說:“荊揚江湖之間曰揄鋪,楚曰?8?1?8?0,陳宋鄭衛之間謂之帗縷,燕之北郊朝鮮洌水之間曰葉輸。”可知“揄鋪”、“?8?1?8?0”、“帗縷”、“葉輸”為四詞,王陳本頓開誤作“揄、鋪、?8?1、?8?0、帗、縷、葉、輸,毳也”(1089頁)。四是當分未分,例如3742頁說“《管子·五行篇》載黃帝六相,其名有當時、廩者、土師、司徒、司馬、李”,照《管子·五行篇》的解釋,“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王陳本誤將“當時廩者”合一,“六相”就成了五位(3105頁)。五是書名、篇名、人名、地名誤標失標,例如2570頁“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梼杌》”,趙注說“此三大國史記之名異”并解釋了得名之緣由,孫疏明確說“彼三書”,王陳本未將“春秋”、“乘”、“梼杌”標書名號(2137頁)。又如3513頁引《谷梁傳·成公五年》“晉 伯尊遇輦者不辟”,“伯尊”《左傳》作“伯宗”,是晉國大夫。王陳本標作“晉伯尊”,施事從“伯尊”誤為“晉伯”,“尊”成了形容詞(2916頁)。再如3591頁引《管子·事語》“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這一“齊”正如2595頁孔廣森對《管子·事語》此節的解釋:“齊,中也,與《爾雅》‘距齊州’之齊同義,亦言中州之國大,負海之國小。”王陳本“齊”字標專名線,“齊”下標逗號(2981頁),視作齊國。六是破句,例如1255頁引《詩經·召南·野有死麕》“有女懷春”毛傳“春,不暇待秋”,孔疏:“傳以秋冬為正昏,此云春者,此女年二十,期已盡,不暇待秋也。”王陳本將毛傳標作“春不暇,待秋”(1042頁),則沒有時間的急迫就變為允許延期的兩可。有的破句甚至與原意完全相反,例如3400頁引《檀弓》鄭注:“時子般弒,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孔疏說得很明白:“莊公以三十二年薨,大子般立。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立閔公。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而王陳本將鄭注標點為“時子般弒慶父作亂”(2821頁),被弒的子般竟成了弒慶父的作亂者。再如541—542頁:“賈疏謂鄭‘謂大宰斂得九賦之財,給九式之用,待來則給之,故云待猶給,非是訓待為給’,非鄭恉也。”鄭注“待猶給”,賈疏認為這是因為“待來則給之”,所以說“待猶給”,而不是“訓待為給”。孫疏則贊同“訓待為給”,認為是“引申之義”,賈疏“非鄭恉”。王陳本標作“賈疏謂鄭謂大宰斂得九賦之財,給九式之用,待來則給之,故云待猶給,非是。訓待為給,非鄭恉也”(447頁),恰恰違背孫疏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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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校正了《周禮正義》的引文錯訛。這是繼承王陳本的傳統,例如對于鄭注“祭祀之容,穆穆皇皇”的“穆穆”,孫疏引《詩·周頌·雝》“天子穆穆”鄭箋“穆穆,美也”為證。王陳本1016頁出校:“案:《雝》鄭箋無此解,而孔疏有‘穆穆然而美’之語。”汪本1224頁出校:“案:《周頌·雝》‘天子穆穆’當為《商頌·那》‘穆穆厥聲’。”顯然后者較優,因為鄭箋固然有此解,只不過是針對《商頌·那》“穆穆厥聲”。有的是出處錯誤,例如孫疏引《漢書·食貨志》“在壄曰廬,在邑曰里”之后說“《公羊·宣十七年》何注義同”。類似《漢書·食貨志》的訓釋“在田曰廬,在邑曰里”僅見于《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何注,故1139頁出校:“七”當為“五”。又如引《詩·陳風·宛丘》“不績其麻”,1179頁出校:“宛丘”當為“東門之枌”。有的是涉上下文而訛,例如引焦循云:“《考工記》云:‘廟中容大扃七個,闈門容小扃參個。’注云:‘廟中之門曰闈。’” “廟中容”,《考工記》原文、焦循《群經宮室圖》卷二并作“廟門容”,涉下注“廟中”而訛,故1226頁出校:“中”當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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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987年到2015年,新舊點校本相隔28年,電子檢索等物質條件的優越已經無可比擬,新點校本又是在王陳本的厚實基礎上進行,后出轉精是題中應有之義。然而對堪稱古籍整理典范的王陳本進行精耕細作,標點尤其是破句的改正,難度系數相當大,不僅需要辛苦耐煩,而且必須深入求證。在輕整理重著作的當下,耗費5年時間來重新點校這部280萬字的傳世之作并且取得不俗成績,這種精品意識,對于古籍整理或國學研究應該具有示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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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學術,集中國傳統學術之大成。其主要表現之一,即對十三經重新做疏解。而在諸新疏之中,有一部堪稱“清代經學家最后的一部書,也是最好的一部書”(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就是孫詒讓的《周禮正義》。
    孫詒讓(1848~198),字仲容,一作仲頌,號籀庼,別署荀羕,浙江瑞安人。其為學,一則秉庭訓,一則承繼乾嘉樸學之遺風。其父衣言,治學旨在融貫漢宋,通其區畛,尤注重紹述永嘉鄉賢緒言,為“晚清特立之儒”(章太炎先生語)。在其治學取向的引導下,詒讓遂一意向學。而在博涉先儒載籍的過程中,詒讓又對乾嘉諸大儒治經史小學家法有了深切體認,加之受秉承乾嘉大師緒論、以稽古為職志如張文虎、戴望、劉毓崧等人的影響,遂究心于經學、諸子及文字學等。此后,他一則承繼永嘉經世之學風,一則孜孜于樸學的探究,從而成為“清儒主流中最后一位大師”(姜亮夫:《孫詒讓學術檢論》)。《周禮正義》即其代表作之一。
    《周禮》一經,向稱聚訟。雖經前儒不斷探究,然終無博精之作,許多問題尚待梳理。有鑒于此,孫詒讓遂慨然立志為之新疏。早在8歲時,詒讓即在父親的引導下,初涉《周禮》。其后,隨著學問的日益深厚,因對《周禮》有了不斷深入的認識。經過潛心搜討,精加別擇,其認識逐漸成熟,從而開始了重新疏解《周禮》的艱辛歷程。
    同治十一年(1872),孫詒讓開始著手資料長編工作。翌年春,乃草創《周禮疏》。此后,更事廣搜細討,鉤稽排纂,屢有新獲。光緒十四年(1888)秋,張之洞議集刊清朝經疏,征詒讓所撰《周禮正義稿》,并謀付刊。當時,疏稿尚未寫成,詒讓遂亟校核理董,至翌年始寫成《禮疏長編》稿。光緒十六年(189)正二月間,他攜新寫成稿本數十巨冊,往湖北張之洞官署以就商榷。然因事情有變,刊刻之事不得已而中輟。此后,詒讓對《禮疏》又時有校改,繼因不愜于心,復更張義例,再事編摩疏通。光緒二十五年(1899)八月,詒讓撰《周禮正義·自序》及《凡例》。又經友人黃紹箕、費念慈襄助校勘,至光緒二十九年(193)二月,樊棻謀以《周禮正義》鑄鉛版。光緒三十一年(195)夏,歷時2余年、稿凡數易的《周禮正義》(86卷)遂得刊成問世(詒讓有自校初印本,計16冊),即通行之“乙巳本”。
    孫詒讓之新疏《周禮》,主要以《爾雅》、《說文》正其詁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而“博采漢唐宋以來,迄于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繹,以發鄭注之淵奧,裨賈疏之遺闕”(孫詒讓:《周禮正義序》)。其于前人成說,既能取其長,亦不護其短,而以實事求是的為學精神,求其確解。
    孫詒讓之《周禮正義》,頗具特色,如長于古義古制,會通三禮,不拘疏不破注之例,折衷諸說,兼采其善,且能闡發《周禮》之義蘊等,不一而足。其所撰《周禮正義略例十二凡》,已具大要。梁啟超先生更將之概況為四條:“釋經語極簡,釋注語極詳”、“多存舊疏,聲明來歷”、“雖極尊鄭注,而不墨守回護”、“嚴辨家法,不強為牽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洪誠先生亦揭是書大端稱:無宗派之見;博稽約取,義例精純;析義精微平實;以實物證經;依據詳明,不攘人之善;全書組織嚴密。(《讀周禮正義》)洵為的見。
    至其意義,吳廷燮先生認為“是書搜輯古今諸儒解詁本經者,最為繁富,與胡氏培翚《儀禮正義》,同為治經家所盛稱。但歷來諸儒,重在治經,而是書則欲通之于治國。……洵治《周官》解詁者之淵藪也。”(《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周禮正義》條)曹元弼先生亦稱:“孫氏《周禮正義》,博采故書雅記,疏通證明,雖于高密碩意,間有差池,而囊括網羅,言富理博,自賈氏以來未有能及之者也。”(《書孫氏周禮正義后》)楊向奎先生更對該書有功于研究古代社會的價值做了肯定。宜乎章太炎先生譽之為“古今言《周禮》者,莫能先也”(《孫詒讓傳》),而梁啟超先生推之為清儒諸新疏之冠。
    更可注意的是,孫詒讓撰《周禮正義》,尚有深意寓于其中。其關鍵點,在于為挽救時弊,而闡揚《周禮》政、教兩大端的經世精神。在他看來,《周禮》乃“周代法制所總萃,閎章縟典,經曲畢晐”(《周禮正義略例十二凡》),后世之以《周禮》致亂,并非《周禮》本身有問題,而在用之者之鄙陋。為此,他指出一循古開新之方:“私念今之大患,在于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睽閼不能相通。……然則處今日而論治,宜莫若求其道于此經。”(《周禮正義序》)此一思索,體現出其以學術求治道的淑世情懷。
    《周禮正義》自195年問世后(乙巳本),即深受學人注目和推譽,且屢有刊布。主要有如下幾種:一為1931年武昌篴湖精舍以楚學社本《周禮正義》補校刊行本,即湖北刻本,《續修四庫全書》即據該本影印;二為1933年商務印書館鉛字排印的《萬有文庫》本;三為1936年上海中華書局以仿宋體印行的《四部備要》本,中華書局1998年出版的“清人注疏十三經”即據該本縮印;四為王文錦、陳玉霞二先生重新整理的點校本,由中華書局于1987年出版,即“十三經清人新疏”本,并于2年重印,甚便學人利用。此外,是書的稿本,仍存于溫州圖書館、溫州博物館和杭州大學圖書館。《周禮正義》之澤惠學林,為功甚巨,成為研治諸多學問的重要學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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